案例是法治的试金石，一个国家或地区越重视法治，就会越重视案例和案例研究。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，案例获得了大放异彩的机会，我们也迎来了历史上案例研究的最好时期。随着案例对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应当更加投入和更为深入地研究案例。概言之，要抓住一个关键，关注两大领域，聚焦三个环节，此可谓案例研究的“一二三”。

　　抓住一个关键。 这个关键，就是具有重要法治建设意义的个案。这些个案往往具有完善乃至创建规则、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价值。研究这些个案，可以使案例本身的法治意义最大化。胡云腾大法官说：“如果说法治社会是一条大路，那么案例就是公民和法人长途跋涉的脚印，对案例的研究就是追寻指引前行的启迪。”可见，个案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。笔者也查阅了国外的一些资料，发现很多法学大家都非常重视研究个案，一些重要理论也是基于对个案的研究生发开来的。所以，开展研究工作首先必须扭转对案例的轻视与忽视。

　　开展个案研究，我们可以“就事论事”，既可通过对个案在事实认定、证据裁判、程序运用、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研究，提炼有价值的裁判规则以指导后案的审理，也可通过研究案件办理上的有关背景因素，挖掘可资借鉴的司法方法。我们也可以把个案放在类案中研究，借助信息时代的大数据技术，来考量个案处理上的正当性，并藉此获取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。我们还可以把个案置于社会大环境中，从法社会学角度对案件展开多角度的研究，以获取更为全面的法治信息，等等。

　　关注两大领域。 两大领域，一个是案例的制度化运用，另一个是案例的自发性运用。前一个即是“案例指导制度”。这几年对案例的制度化研究，几乎都围绕案例指导制度展开。2010年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以来，虽然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还不够多，但是该制度的“溢出效应”已充分显现出来。

　　一是奠定观念基础。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，引领大家都来关注案例、研究案例，由此在法律共同体乃至全社会内逐步形成了一种“共识”。司法案例很重要，我们虽然是成文法国家，但也可以建立和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制度。

　　二是做了理论准备。围绕案例指导实践，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案例研究机构、出了一批案例理论研究成果，通过开展全面、深入的研究，逐渐厘清一些认识误区，初步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研究理论体系。

　　三是进行人才储备。案例的运用是一门技术，需要诉讼参与主体掌握案例的比对、识别，规则的提炼和运用等方法、技术。通过建立和推行案例指导制度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司法人员的案例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。

　　当然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随着案例指导制度的深入推进，“案例的自发性运用”初步形成，这也是当前案例研究应予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。

　　近些年，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，我们快速进入了互联网+时代。借助信息化手段，我们迎来了历史上最大限度的司法公开，标志之一是裁判文书的大规模网上公布。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搭建的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已累计发布各类裁判文书4000万份，同时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运用，很多公司也加入到对案例的商业开发行列中，由此带来“案例发现和检索”的极大便捷。一方面，在诉讼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下，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、当事人都逐渐重视以往判决，以从中寻求支持。笔者亲身体会到，现在新型、疑难案件不断增多，办案时从现行法律、司法解释中有时找不到答案，所以查阅以往的类似判决，就成了工作中的“惯常”；另一方面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大力推行类案检索制度，要求法官判案要注意与类案保持一致。在多个因素的作用下，“案例的自发性运用”渐成气候。

　　不同于案例指导制度采用立法模式生成规则，案例的自发性运用强调的是法律规则的自然生成；不同于案例指导制度由最高司法机关确认和保障其权威性，案例的自发性运用是司法理性、经验及智慧本身在起作用；不同于指导性案例发挥作用主要靠“裁判要点”，案例的自发性运用可以对案例进行全面的参考、取舍，等等。这些决定了案例的自发性运用具有更多的合理性。当然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案例的自发性运用，我们可以在数千万个案例中寻求支持，这相较于区区几十个指导性案例而言，其作用和意义，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，对于“案例的自发性运用”现象，我们应当予以关注、肯定、引导和大力地推动，这也应是当前及下一阶段案例研究及实际工作的重点和关键。

　　聚焦三个环节。案例研究的三个环节，是指案例的生成、传输和运用。第一，要研究一个具有指导性或参照价值的案例是如何形成的。我们既可以从案件本身入手研究，也可以从裁判主体切入分析，还可以从裁判文书的制作角度展开。这里应特别重视裁判规则的提炼和生成。对指导性案例而言，裁判规则是最高司法机关编写机构完成的；对于其他具有参照价值的案例，其裁判规则需要后案法官和检察官、律师、当事人在案例运用中主动发掘、提炼。其中有不少方法论的东西值得研究。

　　第二，要研究具有指导性或参照价值的案例是如何向社会传导，为公众熟知的。对于指导性案例来说，这不是问题，我们已建立一整套的案例发布机制。但对于案例的自发性运用来说，需要好好研究案例的传导问题。除了进一步推进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平台建设外，还应引导商业公司积极参与对司法案例的开发，共同打造更为高效、便捷的案例检索和发现渠道。需要提及的是，学者也可以通过遴选、编写案例书籍，建立属于自己品牌的案例汇编体系。据了解，在不少国家或地区，学者汇编判例书籍也是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。有的学者用毕生精力收集、研究判例，形成自己的品牌，吸引人们借鉴和参照其汇编的案例。学者不仅可以藉此收获声望，也可以通过出版稿酬获得经济利益。

　　第三，要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案例的实际运用问题。从国外判例制度的实践看，案例的运用，既是一门知识，也是一门技艺，需要我们的目光在事实、法律、价值之间，不断地进行寻觅、往返。这里面有很多案例运用的技术、技巧值得研究，比如案例的识别技术、案情的比对技术、裁判规则归纳和提炼的方法、案例的援引模式、不良案例的避开适用，等等。以笔者的工作体会，寻找一个可资参照的案例，有时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，需要法官综合考虑与案件有关的诸多因素，尤其要关注法律的基本精神、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等。所以，价值判断、利益衡量的方法也特别值得研究。

　　总之，我们要大力开展案例研究。既要研究个案，也要研究类案以及案例基础理论；既要研究案例指导制度，还要研究案例的自发性运用；既要研究案例运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制度性难题，也要研究案例识别、比对、援引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；既要坚持运用案例分析等传统方法研究问题，也要积极借助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研究；既要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进行案例制度研究，也要放眼域外、积极借鉴国外判例制度研究成果等。我们的目标应是，努力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案例制度和案例理论体系。